码王心水论坛博士春节返乡见闻:楼房林立、光

时间:2019-10-08

  自2015年春节,《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》引发铺天盖地的关注和讨论而成为一个“媒体事件”之后,我就决心不再写返乡笔记了。

  犹记当时,我的亲人——尤其是我的父亲和大父——为我担惊受怕,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。我不愿意让网络新闻再次干扰到他们的日常生活。

  除了内容引发的关注,与那篇文章相关的还有两个概念,至今仍在学界饱受争议:一个就是所谓的“返乡体”,一个便是“知识无力感”。对于后者,我至今认同;对于前者,几年来真是有些厌恶了。

  今年春节前,“一条”的编辑和摄影记者执意要到我的家乡走一走。原本不想再以“返乡博士”的身份进入媒体,但是想到近三年来乡村的变与不变,我忽然觉得,让外界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也还是必要的。

  更何况,驻村多次希望我来写写精准扶贫开展以来家乡发生的变化呢——这也是县领导的期望。然而,我只能按照我的视角和思考来记录我眼中与心中的农村。

  我也确实愿意借陪同记者朋友的机会回家乡走一走。2018年,我写完博士论文,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毕业,入职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。我已经很明白,因为自己的小家庭和事业的缘故,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想回家便回家去了。

  去年没有回家过年,父亲一个人坐在火塘边落泪,这是已出嫁的妹妹后来告诉我的。还记得我长久没有结婚的那些年,过年回家,也正是在火塘边,码王心水论坛,母亲对我说:“我们现在都还在,还能给你烧把火,有个亮,等到我们都不在了,谁来给你烧火呢。”

 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回家,渴望跟亲人一起过年,渴望到先祖的墓地上祭拜。我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,但我常常想到去年过年时没有给祖宗磕头的事,内心整整一年都感觉无法安妥。

  很多媒体,至今仍是单纯从“衰败”的角度来描写和塑造乡村,我以为这是缺少发现的眼光,或者压根就没有真正走到变化着的现实中心。必须要承认,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,国家每年向农村投入近万亿,尤其是近年来实行的乡村振兴战略,真的是让农村发生了大变,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  我所在的村子叫大雩山村,2007年修通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,3.5米宽; 2016年在老路的基础上,修了通往大别山主峰天堂寨的旅游公路——弯曲处,多半拉直了;路面拓宽了,光硬化的部分就有六米;有一个落差极大的凹陷处,是把半座山挖下来将其填平的。这是通村的公路。

  还有从村公路通往小组的路,也铺了水泥。我们王家塆以前的出路是一条只有一米来宽泥路,曲折而危险,在那条路上,我骑摩托车直接摔到了路外的沙土上,摔破了眉峰和眼镜。2015年塆里修了东西两条通组公路,3.5宽,共500米,2017年硬化了。

  二是环境得到极大改善。农村的生态环境早已得到恢复,父辈们曾经开垦出的梯田和山地,几乎全荒弃了,到处是野物,我们这里的山林正在重新成为原始森林。大自然的修复能力,远远超过你的想象。村子内部的环境,也极大变好了。

  2017年,开始实行村落整治,大雩山村获得了三个小组的名额,王家塆便是其中之一。塆子中间的猪圈、牛栏、厕所、污水坑,以及一切乱搭乱建等等,都被清理了,重新进行了土地平整,并且实行了硬化。这段时间回家,看到组长正在给各家各户发宣传单,说是要修建环保厕所。

 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。特困户由国家兜底,五保户、盖不起楼房的家庭、地处危险地带的农户等都得到了易地安置。从2006年开始,农民种田不再交税,而且还能获得补助,还有了小额养老保险金。

  父亲告诉我,他们这些老农民碰到一起,就一个感慨:“的政策这么好,可惜我们的年纪大了。 ”父亲们的感情是朴素的,没有知识分子那么多曲曲折折。

  尽管在具体操作层面,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,但是,十余年来,尤其是开展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的政策之后,农村的物质面貌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这一点,事实就在这里,是否定不了的。

  就微观层面而言,正如贺雪峰教授多次讲到的,农民家庭要保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,还是必须依赖两份收入:青壮年外出打工的收入、老人妇女留守务农的收入。打工收入是家庭的支柱,务农收入或许是微薄的,但是在农民与土地发生关系的那一刻,生活的意义也就产生了。

  我再次踏上了通往村移民安置点的路,可是安置点已没有我的二父了。我蹲在灵屋焚烧后残留的灰烬前,捡起地上的陶片和瓷片,想着一生孤独的二父,已经不在这个世上里;我的整日读经的二父,终于不在这个世上了。

  2018年清明节前夕,我刚到家,村干部就找上门来,让我去做二父的工作。是的,他居住的土坯房,已有好几十年了,老是漏雨,而且一面墙已经倾斜且有裂缝。为了让他搬迁,村干部上门做了26次工作,特地给他安排了两室一厅的房子。可是,他就是不愿意离开。

  村干部跟我讲:“王永恒不搬迁,整个大雩山就脱不了贫,整个县就脱不了贫。”王永恒就是我的二父,军人出身,带病还乡,双耳失聪,1980年代初在农村集体安装电线的过程中,从拖拉机上摔到山下,一匝电线从他身上碾过,九死一生;后来笃信佛事,读经以度日。

  我没有去做二父的工作,因为我非常了解他的世界观:他只是顺从生活,从不曾想着要去改善物质条件。

  最后是村干部将他拉上了车,拆除了危房。二父被搬走的第二天,我就去移民安置点探望,住的条件相当不错,而且政府把一切生活用品都给配齐了。

  安置点最左边的一套房子空了出来,据村书记介绍:这个屋有两个用途,一是为日后开办公共食堂预留着,二是用来为老人办寿宴或者丧事。从理性角度来说,我赞赏这样的安置政策,因为它集中解决了困难民众单靠自身力量永远都无法解决的困难。

  68岁的二父含着泪,离开了老屋。第二天大清早,又赶回来看他的老屋,屋顶已被拆除了。依旧落着泪。他连续几天来看,无助地站在一旁,直到老屋夷为平地,屋梁变为柴火。后来六个多月间,每隔几天,他就要拄着棍子,从安置点来到房子的废墟上看几眼。

  我了解到,同样是住在安置点的一对年过七十的老夫妻,也是含着泪离开了家里的土坯房的,每当想念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时,他们就会回去看看,同样也要站到房子的废墟上,久久地凝视。

  移民安置点的住户以单身汉为主,他们独居惯了,性格各异,普遍不懂包容,相互间很难相处。指望这些老人走到一起就有真正意义上的情感交流,就能形成一个共同体,自然是一厢情愿。他们每个人似乎都处于孤独的状态,而且是在年迈时告别了原来熟悉的环境,他们的孤独里流露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哀伤。

  听旁边的老人说,我二父在安置点喂养了一只鸡和一条流浪狗。他在桌上吃饭,鸡就跳上去啄菜,他亦不赶;吃过饭,把剩有饭的碗放地上,那狗就把米粒舔得干干净净。几个月下来,二父把那狗喂得白胖胖的,把鸡养得油滴滴的。

  安置点的寂寞,只是整个乡村的缩影。当我们提到乡村的时候,往往会想到“熟人社会”这个词,我们以为熟人之间有很紧密的联系,就是一个共同体。

  其实到了今天,尽管一个村子里的人互相认识,但彼此间的交流真的很少很少。每家每户白日里也总是紧闭大门,大家好像都处于失语的状态。

  这个交流少的原因,与集体性的文化活动的消失是有极大关系的,农民缺乏交流的契机。时间越长,大家就越不知道怎么去交流了。

  2017年,大雩山村修了“百姓大舞台”。有一天,村委会并通知各个小组,说上头送戏下乡来了。母亲和塆子的婶娘兴冲冲地去看戏——各个塆子的妇女都去了。主要是一些小孩在台上跳。“我们以为是唱大戏的,结果不是,人就走光了,只剩下细伢儿在台上跳。”母亲说。

  听到这里,我难过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,母亲们大概二十多年没有看过大戏了,农村文化生活荒漠化已经很多年了。母亲所谓的“大戏”,就是具有剧情的京剧、黄梅戏、楚剧和本县的民间戏剧。

  后来听别人讲,二父在去世前一段时间,精神上有些反常,用他们的话说,叫“发了糊”,成天去村委会,纠缠村干部,也更加频繁地去看那已经夷为平地的老房子。

  十月底的一天夜里,他倒在了屋子外面的一堆沙上,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,那时的夜已经是非常冷的夜,露水湿透了他的衣服。亲人死在了外头,这是中国人,尤其是农村人最大的忌讳之一。

  在移民安置点,我再次碰见了那位96岁的老人,她应该是我们村最年长的老人了,依然耳聪目明,步伐稳定。我见到她时,她正从摩托车上下来,还从车上取下几筒挂面。她的儿子接过面,埋怨说:“又是买面,总在吃面……”但他又赶快进到屋子里面,拿出钱付给摩托车主。

  旁边的老人告诉我:这个老奶奶天天请摩托上下,到小镇上买东西。一位96岁的老人,常坐摩托去买生活资料,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  老人自己也对我讲:她的男人是老红军,去世了好多年,究竟多少年,她已经记不清了;她有两个苕(傻)儿子,其中一个苕得不是那么厉害,都没有成家。

  她说这次去小镇上,是为了看一个病人。记得上一次见到她,还是在二父的丧事上,她走进走出,询问一些情况,还跟别人打听她的几位亲戚的近况。

  我好像能够明白她为什么能够活到这么大年纪,为什么如此大年纪还能照顾儿子,因为她是一个十分有情的人呀,在“自我”之外,她心里始终存着“他人”:“人情”在她的心目中有着极重要的分量。

  我心里生出了感动,但也忽然生出了一些隐隐约约的悲哀。我突然想起雨果小说的主题:万国之上还有人在。

  我倒是还惦记着大雩山村对我说过的一个设想:“今年年底,村里要把王家塆的人组织起来,每户出三五个菜,全组人集中到稻场上吃一顿饭,到时候你一定要回来。”

  我们还为这顿饭起了名字:我说,可以叫做“亲和酒”;书记说,可以叫“感恩宴”。感恩宴也好,亲和酒也罢,我们都意识到同一个问题:涣散已久的人心,需要统一统了,没有人心的共通感,谈集体文化生活,是绝不可能的。

  然而现在已经是腊月二十五了,还没有得到书记的通知,而且天气一直阴雨,感恩宴大约是办不成了。今年办不成不要紧,我觉得有这个想法才是最重要的,有想法了,说不定明年就可以实现呢;明年实现不了,还有后年呢……

  回乡的日子,正值大寒。按照我家乡的风俗,大寒半个月内,是竖坟面的日子。我们恰好碰上了正民(化名)哥的亲人给他竖坟面。

  2005年,正民哥死于湖北阳新矿难,据说当时地下河冲穿了矿道,连尸首都不曾找到。最初葬在这坟墓里的,只是正民哥的衣服,等于说是衣冠冢。

  2015年重新开矿,找到了尸首,又获得了5万块骨灰安葬费。安葬时较为匆忙,只立了一个简单的墓碑,简单到什么程度呢?我们这里称为“豆腐架”。

  2018年大寒,我们看到四个男人正在搬运墓碑和沉重的石料,为正民哥重新竖坟面。四个男人,除去泥瓦匠,另外两个是正民哥的亲兄弟,还有一个是正民嫂子现在的丈夫。正民嫂子站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下,无声地淌着泪。

  想来,正民哥去世时,还不足四十岁吧。我记忆中的正民哥,高大,黑黑的,极勤劳,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。正民哥一身大气力,遇到需要帮忙的事,塆里人老远就会喊:“正民!正民!”正民哥就会跑过去,脸上挂着笑。如今,已经是十多年过去了。我站在正民哥的坟墓前,想到了生之艰难,也生出了一种敬畏感。

  也有对于传统的敬畏。整个大雩山,远远近近送来鞭炮声。那些平日里忙忙碌碌的人回到了家中,在这样的日子里,以竖坟面的形式,留住远去的人。

  正民嫂子现在的男人,也极为勤劳。在县城的商场做搬运工,每天早上五点多出发,骑摩托车二十多公里到县城,晚上五六点再骑摩托返回家中。一般月收入三千多,多的时候能到五千。

  像正民嫂子这种情况,在农村其实相当普遍,我们小组就有三对。就是丈夫逝世之后,留下了妻子和儿女,也留下了房子、田地和其他财产。为了儿女的情感需要,也因为男方父母的要求,女方不是选择再嫁,而是招一个可靠的男人到家中来过日子。男方往往是从未娶过的,因为家庭贫困,或者年龄大了,错过了婚期,也很乐意来到女方家中生活。

  在种种困境中寻找能够过得好一些的最大公约数,这不是自由婚姻的逻辑,而是底层生活的逻辑,底层的突围。

  我所在的村子,八个小组,900余人。我们去村委会粗略地统计了一下,早已进入或早已错过适婚年龄的男子,有48个,还不包括那些恋爱关系非常稳定、婚姻可以预期的,以及正在读研究生的。这48个人当中,有一部分是残疾人。

  比如说三组有十几个男子没有讨到老婆;四组本来有二十几个,但这两年有好几个结婚了,还有十四个。

  从整个大背景而言,这是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。有数据显示:过去二十多年里,中国人口性别比最高时超过了120,据说农村的剩男达到了3000万。比如大雩山村四组160多人,目前没有一个待嫁的女孩。农村的很多女孩子,尤其是长得齐整的,纷纷嫁到了城市里去了。

  所以一到春节期间,有女儿的家庭,一个接一个的媒人上门来,把门槛都要踏破了。据村干部介绍,从前很难嫁出去的残疾女孩,现今也是非常走俏;那些寡妇,来上门说亲的人也是一个接一个。整个婚姻市场,处于一种激烈竞争的状态。

  就村庄内部而言,退休教师周老师是这样看的,那些讨不到媳妇的,往往是父母比较老实——所谓“老实”,在我们这里的意思就是不善周旋,没有经济能力,而孩子本身,要么不争气,要么在外打工一直没有碰到好机遇,挣不到钱,所以就无力面对高昂的彩礼,更不用说在县城买房了;再一个,就是家住在半山腰、山顶上的,所处的地理条件差,比如说四组那么多人未能娶妻,家庭位置太偏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

  不过,随着交通和环境的改善,相比过去二十年,地理位置的影响或许会减弱一些。今年冬天,大雩山村有五六个青年成了婚,媳妇都是打工时结识的,最远的媳妇来自湖南。面对在附近说媳妇的几率日渐变小的情况,村里人就总结:要找老婆,就得去打工——打工才能挣到钱,打工才能认识女孩子。

  我们是在一棵古黄连树下遇见大志父亲的。他已经72岁了,仍养着三头牛,还种了田。他的妻子因病去世很久了,两个儿子都没有结婚。

  大儿子大志在外打工多年,年过四十,仍没有挣到钱,瘦得像一张纸,已经五年不回家过年。家里在政策支持下做楼房时,他也没有给过一分钱。他给父亲打来电话,说是自身难保,无以回报家人了。周围人觉得他已经是在破罐子破摔。小儿子小志,智力不好,多种病交集一身。

  大志父亲跟我们讲述家庭情况时,没有任何顾忌,也没有任何表情,连一点悲哀的神色都没有。在这样的家庭和命运面前,他似乎早已习惯。他只是在拼着最后一点力气,努力地活着,养活他自己,养活小儿子。

  大志家是精准扶贫的对象。但我感觉,这样的家庭好似一个无底洞,仅凭政府力量,恐怕并不足以解除困境,还必须依靠社会。

  在一篇文章中,我写过这样的话:青年人生气勃发,好像有着使用不完的劳动力和无穷的未来,很容易让人们在话语层面就把娶妻难的问题消解掉了,正因如此,整个社会对于这个问题重视得非常不够。

  千万不要以为农村青年娶妻难的问题,仅仅是农村内部的问题,它更是一个城市问题。最直接的理由是:这无数充满原始强力的青年,虽然出生于农村,但是他们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时段,一定是给了城市。

  制造他们命运的力量,并不仅仅是他们的出身、自我际遇、聪明和努力的程度,其实我们每个人、我们的社会都参与到了其中。

  我写过曾经走村入户的乡村剃头匠是如何消失的,而这又给留守乡村的老人带来了多么大的不便。逼近年关,再次面对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,看到他们仍然须发蓬乱,我又想起了那些早已消失的乡村剃头匠。

  在调查移民安置点的时候,我们碰到了路过的晏木匠。他是大雩山村最后的两名木匠之一。比起多年前就已被淘汰的铁匠、篾匠、箍桶匠、补锅匠,木匠算是幸运的了,外出打工可以在家具城做事,收入不菲,留守在家,也依然有活干。

  不过,虽然乡村的树越长越多越长越大,但木匠的生意还是越来越少了。没有人再会请木匠来打床,打椅子,打门,打桌子,打柜子了。人们时兴一切家居用品都从外面买,买来的木器多半是压制板做的,轻巧,价格便宜,而且形式多样——城里人喜欢用什么样式的,乡村人也会立刻跟上去喜欢。

  腊月里,正赶上了朋友家办酒席。送礼时,记账先生代发的回礼也不再是一包烟,而是一个小红包,内装30块钱;请来的是专门开餐馆的师傅,500元一桌,全包,即在烟酒之外的一切食材、餐具、桌椅,都是由厨师带过来;做出的菜,自然是餐馆里的那些样式。传统乡村宴席的特色和味道,不久也就要消失了吧。

  乡村的“九佬十八匠”,其实是包含着许多传统智慧,也包含着我们的情感,但这些人和事都在消失。到了下一代可能就不会再见到了,可能连木匠是什么样的,刨木头是什么样的,都不知道了。但我非常清楚,伤感只是自我的伤感,客观的流逝是不可阻挡的。

  不只是乡村手艺在衰败。村子里的商店,也普遍在衰败。在高潮期,即在农民负担最大的那些年,我们村同时开了四五家商店,到今天还有两家店。其中最老的一家,已经开了四十多年了。

  但是除过春节期间,平日里几乎没有生意。店老板依然会进一点货,有人买就卖,没有人买就放在那里。只是出于习惯和情感,他们还继续开着这家老店。过去常常聚集到商店门口打牌和闲聊的群体,也都消失了。

  据店老板总结,乡村商店的衰败有这几个原因:一是青壮年劳动力外流,这本是农村最有消费能力的力量。在家的老人,往往舍不得花钱;主要是孩子会来买一些零食。

  第三,因为现在大家打工有钱了,走到哪买到哪,并不一定要在他这个店里买,他们在外面买,甚至网购;而不像过去大家都没钱的时候,他在远处不能欠账,只能到村商店去赊东西,以维持他的基本生活,不然他的日子过不下去——那个时候,很多人穷到连一盒火柴都要去赊欠,一袋盐都要去赊欠,穷到了这样一个地步,现在大家有钱了,走到哪买到哪……

  我的这篇返乡笔记,已经写得够多了,该结束了。我不想抒情,亦不想发表任何议论,就让我以一个故事来结尾吧。

  ——移民安置点的设立,带来了一个恐怕没人预料到的问题:庙里的和尚都走了。和尚住到了移民安置点,吃和住从此得到了完全保障,他们就在安置点敲木鱼念经,不再往庙上去了。有人统计过:大雩山村及周围十几座大大小小的庙,都没有了和尚。我们村的周师傅,因为他的庙和安置点相距不足两里,他就两头住。

  上一回,我在安置点见到周师父时,他正感叹别人都有电视机,可是他没有钱,买不起。我故意对他说:“你怎么能看电视?你不能看呀!”周师父答:“我看新闻,看国家大事;那些谈情说爱的,国家应该管一管,不能放。”周师父说话的时候,总像是面露微笑,要说是笑,又似乎是一本正经的严肃。毕竟是修炼了几十年的人啦。

  这一回,我在安置点没有碰到周师父。带记者朋友去看周师父的庙,可庙门也还是紧锁的,门上留有他的电话,门外一角堆着饮料瓶。

  山川迷人,景色依旧。我们依旧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古建筑,祖辈父辈所传承下来的老手艺,以及骨子里的古朴一直不变。

  我小的时候去姥姥家,是很不容易的,姥姥家在县区,从市区到县区,我们经常坐的是绿皮车,因为可以托运自行车,下了绿皮车还有几十里的下道要走,是需要骑车的。

  吃了喝了临走还要带着的。一方肉,几罐子黄豆,一箱子水果,更甭说米面油了。我们回来的时候,自行车托架上两只箱子,车把上四五个袋子,就连前支架三角形的空隙里也会搭上两只蛇皮袋子。我们娘仨根本上不了车子,就这样一路推回来,走一个半小时也不觉得累。

  再后来,从车站到姥家村子的路也修好了,我们长大了,买车了,再回去,姥姥家门口七八辆车,能把胡同堵了。我们带回去的礼品一家一份也是有数的,回来的就没数了,两辆车,不塞满是不会让走的。

  这次回去,我们先去了老家,接了90多岁的姥姥去城里。路上姥姥给我讲古,尤其说到1958年的时候,她跟着几个姐妹去一个看仙儿的人那,那人最后单独把她留下,告诉她:“我看你特别面善,是个有福气的人。你就看着吧,将来一定是家家门口都有汽车,东西多得吃都吃不完……”姥姥说到这喘口气,接着说:“你看现在可不就是这样吗?早在58年的时候我就知道啦”。我们就都笑了。

  过去老家只是记忆里一片模糊的山水,是农田、石桥和枯井。近两年,父亲那一辈的几个兄弟姐们把老屋拆掉,重新盖起了楼房,修了院子,引来泉水,栽下一株桂花树,几棵红豆杉、枇杷和罗汉松,还在屋后开辟菜地。他们商量着,以后一起回他们童年时生活的这个村庄养老。

  如今,高速公路终于通到了县城,路口就离这个村庄不远,到达我们屋子的乡间小路也修好了。我想着,以后我也在这里养老了。

  年前天气正好,想去感受一下老人家在老街置办年货的年味,不过到了才发现已经拆得都找不着路了,东街已经拆了,只剩下了西街,也没有人头攒动置办年货的场景了,大家都在超市里买年货。

  花窗村是妈妈出生长大的地方,每年回去都会在旧屋走上几回,门前的小溪现在依然清澈见底,一群群小鱼来了又去。到里屋感受妈妈小时候的感受,门前的字就是时间的印记。

  我的老家是华北平原上的村子,近几年,机械化种植之后,种地不怎么费事,7天就能把麦子收完。可能因为有了更多空余时间,过年回家,发现镇上有了电影放映队,每个村子轮流去,放映露天电影,每个月来我们村一次,村里人能聚在一起聊聊。

  国家的很多乡村改革试点都选在了我们那。从前村民都是自己打井抽水,2015年有了自来水。从去年开始,因为倡导环保,村里不烧蜂窝煤了,每家每户都去领无烟煤。

  春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,以前的年,是声势浩大的,锣鼓喧天,鞭炮巨响。如今的年,安静了许多,但在这种静中,却突然让我体会到家与家人之间细微的情感,归来的意义都在于团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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